宜宾一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致1人死亡1人受伤，肇事司机已被控制
联想一词可以确当地描述西方压力下的中国反应方式。
此外，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基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机制自1954年全国人大产生之后始终伴随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全过程，因此，全过程民主包含了对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内涵的连续性的制度要求。由于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实现的重要制度载体，因此，全过程民主的实现必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四、全过程民主必须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有序化运行 关于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作过探讨。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检察院都由各级人大依法产生，并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这里，董必武同志虽然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国家的基本制度，但实际上深刻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尊重协商在人民民主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强调全过程协商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法律地位，从而从制度上来保证协商不走样、民主不变形、集中不武断。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协商是民主的前提，而不能作为民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通过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的。联想能够唤起某种民族的记忆。
在物质和军事上遭遇西方之后，中国就彻底地改变了对世界的传统认知模式。二是指中国传统国家、社会自身显露出的深刻危机。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在西方面前的退步、落后需要民权的疗效。前一种理论范式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它凸显了一个成功了的西方对一个接连遭遇失败和挫折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复杂的诱惑力。
为了医治由联想可能出现的自卑感和挫败感，中国的知识者便从民族的民本记忆中找到了灵丹妙药。有着某种民族记忆的支撑，联想就可转化为一种创造力。
西方对中国的近代性肯定是有意义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西方之于中国近代性的意义不能被无限地夸大。即是说，挑战—回应的范式无法接纳中国的主体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近代性完全是西方性的。从传统的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中国不仅丧失了中央大国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失去了文化上的话语霸权，传统话语的优越感只能退缩到儒家派别的内部。
后一种理论范型则认识到了中国由这种诱惑而产生的某种联想和唤起的某种记忆。之时，从现时态的西方身上可以联想到将来时态的中国。民权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流行，并不是把民权作为解决国家权力的来源、归属和分配问题的一种制度性架构来看待的，而是首先把它设想为一种能解决中国国家和社会衰败、滞弱的器具。联想既是对对方的一种省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观照。
对近代的中国而言，主体性一词包含了太多太复杂的意义。近代中国的物境使中国的知识者对西方因民权而强盛的成功经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不管西方的强盛是否真的由民主所致），民权便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可替代性方案。
中国的儒者可以蔑视西方的道德，但不能不认真地看待西方的强力。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则是代表。
这里所说的挫折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中国人在与西方对照中发现自己的落伍而产生的挫败感。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回应范式还是中国中心观都不是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确当的方法和路径，在研究民权问题时尤其如此。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运用民权概念的？民权的话语所表达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民族意义诉求，还是西方式的宪政诉求？怎样诠释民权概念的中国语境(context)? 民权与其他近代性话语和实践一样，大都由西方及其文化衍生、激发。近代为中国带来的精神创伤最终须靠民族的强盛治愈。作为议院核心元素的民权不管它在西方文明体中的建构过程和方式，它的存在状态就可激发中国人对富强的一种想象力，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事实上，晚清时代的中国，既有西方带来的外患，也有穷途末路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内忧，在这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既有应对，也有自己主动性的思考和选择。
本文不是把近代作为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一个进步性概念，而是作为一个中性的时空概念，并通过民权话语的复述来解读中西在这个时空中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民权概念的推行需要重构历史上的民本，这样既可以向西方表明民权的西方话语在中国照样有着渊源，在这方面中国毫不逊色。
中国近代的早期儒者虽然没有接受过西方训练，也没有受过西方的正式教育，但西方在中国成功的事实是最好的老师，而老师可以在学生的身上产生某种诱人的联想。我以为，一种比较妥帖的方法应该是在充分吸取上述两种理论的合理元素之基础上，充分注意近代这个特定的场域。
他认为，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的那些能够导致文明发展的东西，并不必然地成为非西方世界发展的动力。中国在西方面前的挫败感可以从自己的民族记忆中得到慰藉。
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儒者在西方的文明的冲击下产生了一种诱人的联想：以夷为师。有缺陷的方法论 民权概念是中国宪制文化中的核心元素，这是无大疑义的。对民权—富强的想象明显地关联着中国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中的卑贱地位，关联着中国人的沮丧情绪。与此相应，中国诸多的近代性话语和实践也就成了一个模仿西方的结果。
民族的民本记忆无疑是缓解由西方民主的诱人联想可能产生的疼痛的一剂解药。可以说，民权概念被近代中国的知识者创造出来时，中国的民已是四分五裂，他们散布于中国的各个阶层和社会各个角落，各自在忍受着既相似又不同的痛苦。
即是说，民权概念、话语在近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中形成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国家、社会已进化至接纳民权体制这样一种文明程度三者不能单兵突进，必须相辅相成、密切联系。
不只有差异 中西方人权观有相通性 作为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共同成就，人权的基础或本源是什么？这是个哲学和文化问题。正如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在人权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对话同样需要做到尊重、理解和包容，这样才能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合理的全球人权治理。
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包含珍贵的人权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民权思想，以及关爱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的人权思想。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入国际议程，西欧、北欧等部分西方国家也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美国仍然我行我素，不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还在实践中坚持单一、僵化的人权观，片面强调作为人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人权观，特别是继承和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权是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热词之一，有越来越多国家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实施过程中纳入人权视角，考虑对保障人权的具体影响，这种趋势在联合国语境下被称为人权的主流化。
这些文件都提到人权是基于人格，基于人的固有的尊严。所谓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以既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但有更高的内在要求。
中华文化对人权的看法和联合国所倡导的人权观念是一致的。这种做法不符合西方文化主流，只是片面地从西方文化中选取了有利于自己的部分。
人类发展到今天，合作是惠及多数人的公约数，我们不能只盯着中西方人权之间的差异。进入专题： 中华文明史 人权 。
